AG九游会登录j9入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，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耄耋(mào dié)之年的老医生，拿到病理科确诊他是肺癌的通知时，正在与同科室的医生们争执得面红耳赤。他说，肺癌的问题一会儿再说，这个病例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！

　　这个老医生是中国现代胃肠病学（消化病学）奠基人，卓越的临床医学家、医学教育家是张孝骞。

　　张孝骞，字慎斋，1897年12月28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；1921年，从湘雅医学院以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毕业后，先后在湘雅医院，北京协和医院工作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在协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消化专科。

　　很多医学领域的人士都知道这么一句话，“南湘雅、北协和、东齐鲁、西华西”，这是中国历史悠久、最具盛名的四所医院（医学院）；而张孝骞当过11年湘雅医学院院长，31年协和医院内科主任（后任副院长）。

　　巨鹿县医院赵志骞（《红鞋为君舞》作者）的父亲赵东初曾在协和医院眼科工作，他曾经这么介绍说：

　　“张孝骞有三个特点，就是一，他常说当医生要‘戒、慎、恐、惧，要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！’他的确诊率，是中国最高的，比如一位水肿高干患者，走遍全国医院，百治不愈，经张孝骞主任一个上午的检查，诊断为‘甲状腺功能减退’，经他治疗，霍然而愈。

　　二，高危患者家属给他磕头，有时齐刷刷跪下十来个，他立即对患者家属磕头！全部磕头还礼，无一漏下！他说治病救人是我的社会职业分工，给我磕头，折煞我了，必须还磕，才对得起天理良心！

　　三，爱争执，不争出真理，死不罢休！无论是巨擘还是一般医生，他都不休不饶，面红耳赤，争论到底！一杆子捅下去，绝不马马虎虎！他说，医学不能有半点儿含糊！患者把身家性命托付给我，我一丝一毫也不能草率了之，酿成大错！”

　　张孝骞曾给陈景润看过病。1973年3月底，陈景润带病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一重要命题的情况被得知，报告给了毛主席。在主席的过问下，张孝骞等大夫给陈景润作了体检，并把他送进309医院。

　　张孝骞曾在1963年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。当时，在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将要结束时，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。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温暖有力的手，用熟悉而亲切的乡音对他说：“我们到这里开同乡会了。”

　　毛主席的接见一直激励着他。作为苍生大医，张孝骞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；在实际工作中，仍然坚持“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”，无一不从病人的实际出发，全面、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，从不放过易被遗漏的过去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，从而避免的误诊。

　　60年代中期，一位女病人因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而到协和医院就诊。之前，她曾到别的医院求诊，因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的结果高度不正常，而被诊断为肝炎。张孝骞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，正是自己为她输血救的命。把两者联系起来，张孝骞将病人诊断为希恩氏综合征，给她进行了替代治疗——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，病情很快好转。

　　1977年10月，张孝骞确诊了一例极为罕见的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，在世界上是第8例。这个男性患者，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，站立困难，被诊断为腰肌劳损、风湿性关节炎，长期医治不愈，服用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均无效。

　　张孝骞检查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，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。手术切除后病理诊断为间叶瘤术后患者钙磷代谢恢复正常，症状很快消失，一年后随诊无复发。

　　还有一病人因痰中带血、下肢水肿入院，化验结果发现是尿中有红细胞，主管医生诊断为肺—肾出血综合征。张孝骞参加会诊后，进一步检查发现，患者腿部静脉有异常，追踪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（移行性）血栓静脉炎。按新的诊断进行治疗，病情很快好转。

　　张孝骞经常说：“在病人面前，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。”他十分重视书本知识，很多业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查看书刊；但他同时认为，书本只是间接经验，其中不少仍需实践检验。

　　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临床医学中现代化检验设备、仪器日益增多，但他认为，这只是为医生增加了对病人观察的手段，只有与医生对病人的直接观察相结合，才能发挥作用。

　　张孝骞认为临床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的病人上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临床工作的重要原则。他在文章中认为，临床工作者很有必要学点哲学，要提高医疗认识水平和业务水平，关键在于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在于学习和应用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。

　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：“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，包括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是完全适用于临床医学的。”

　　1987年8月8日，张孝骞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。此去数十年，如去愿张先生安息！